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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盟百名著名人物之二十八:萧乾

来源:中国民主同盟岳阳市委员会  时间:2011-10-28

【萧乾简介】

萧乾(1910–1999),世界闻名的记者,卓有成就的翻译家、作家,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。曾用名萧炳乾,蒙古族,北京人。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。

早年曾任福州英华中学教员。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,在天津、上海、香港等地任《大公报》记者、编辑。1939年始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《大公报》驻英国记者。自1942年起,先在剑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,后在《大公报》驻欧洲特派员、战地记者。1946年回国后,任上海《大公报》评委兼复旦大学教授。1949年后,历任香港《大公报》国际社评论员,《人民中国》英文版副主编,《译文》编委,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顾问,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,《人民文学》出版社编辑、顾问,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、馆长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,《港台文学选刊》顾问等职。

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,是第五、六届中央常委,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。主要作品有:《创作四试》、《梦之谷》、《萧乾短篇小说选》、《萧乾散文特写选》、《珍珠米》、《北京城杂记》、《一本褪色的相册》、《负籍剑桥》、《西欧战场特写选》、《人生采访》、等。有《萧乾选集》五卷。译有《好兵帅克》、《屠场》、《战争风云》、《参与翻译》等,并有英文著作五种。1986年被挪威王国授予政府勋章。

【萧乾名言】

     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。

     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衡量中国作家成就的标志。

【萧乾故事】

追忆萧乾先生

1999年的今天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记者萧乾先生因心肌梗塞、肾衰竭去世,享年90岁。三年之后,本报记者走访了萧乾先生的遗孀我国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女士,她的主攻方向是翻译日、英文学作品。

■文洁若说,萧乾留下的身后事,够她忙上十年。她告诉记者,萧乾在世时,喜欢养花、看电视,等他过世后,她立刻将电视机用一块大单子包了起来,裹得严严实实,断了看电视的念头,这样可以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去  

现年75岁的文洁若身体健康,繁忙异常,居所内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,一个人操持着一大堆杂事。她说,萧乾留下的身后事,够她忙上十年。她告诉记者,萧乾在世时,喜欢养花、看电视,等他过世后,她立刻将电视机用一块大单子包了起来,裹得严严实实,断了看电视的念头,这样可以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去。他们夫妻以前搞起翻译来,就各干各的,萧乾在书房,文洁若在客厅里,“常听见萧乾跟客人聊天”,他们之间却舍不得浪费时间聊天。所以,萧乾去世,她并“不觉得空虚,失去谈话伙伴”,反而有干不完的事情,她曾经不无打趣地跟前来拜访的朋友言及自己,“瞧,这老太太真能干活!”

在文洁若的一篇文章——《萧乾走后》中写道:“事实证明,将近两年来,比我预料的还要忙。”她列举了一系列萧乾的身后事:

一部45万字、600多页的《微笑着离去:忆萧乾》,包含了对萧乾逝世的新闻报道、各界追念、唁电、唁函、挽词,以及首次发表的萧乾旧作等。

整理出版《余墨文踪》。

计划出版《萧乾、萧桐书信选》。萧桐为萧乾的儿子,在国外生活。

与台北一家出版公司签订合同,出版修正版的《尤利西斯》。文洁若在修订序中表示:“我一定在有生之年,向读者奉献一部比较满意的《尤利西斯》新译本。”

出版重印版的《英国版画集》。该书是萧乾1947年所编,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了一版。

再版萧的旧作《人生采访》,新版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出版中英互译的《萧乾翻译全集》……

总结下来,有七八件事,文洁若都独自或协助别人去完成。采访时记者发现,她正忙于翻译一本叫《莫瑞斯》的长篇,其实也与萧乾有关。《莫瑞斯》是英国作家E·M·福斯特(《印度之旅》的作者)的一部长篇,写的是一个同性恋者如何备受讹诈,苦不堪言。因为涉及到隐私,据说福斯特有此

癖好,该书在福斯特死后才发表。1941年,身在英国的萧乾结识了福斯特,后来他在剑桥上研究生研读心理派小说时,把福斯特作为其研究对象,两人都好写信,书信往来频繁,福斯特还特意取出《莫瑞斯》书稿给他看。可惜这场中英文学友谊最终却因政治原因终止了。解放后,福斯特曾托人带给萧

乾一本新书和一封信,萧考虑到当时的政治风气婉言拒绝了。直到1984年萧乾重游剑桥时发现福斯特将萧所有信件都销毁,友谊被一笔勾销。

文洁若告诉记者,这本书很快就将译完,算是了却萧乾的一桩宿愿。

■阅读萧乾、文洁若夫妇的集子,扑面而来的感受是一次对现代文学的总复习

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,有的人则是一部通史。萧乾当然为后者。阅读萧乾、文洁若夫妇的集子,扑面而来的感受是一次对现代文学的总复习,文洁若对日本文学的广泛涉猎,对日本现当代作家不偏不倚的评价,尤其是萧乾到英国留学,展开多姿多彩的《大公报》记者生涯,亲身与英国文坛亲密接触(40年代英国有影响力的作家比较多,乔治·奥威尔就曾在文章中亲切地提及萧乾),加之早年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主力,京派小说代表作家,30年代创作了中篇小说《梦之谷》,它是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作,以及与沈从文、巴金和冰心等文学巨擘的交情不浅,都使得他个人的经历带有强烈时代性。他可以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审视文学变迁,萧乾所写的掌故可谓文学史一大看点。萧乾去世后,对他怀有深厚好感的英国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1999年3月31日的报道中写到:“萧乾是中国战前最优秀的文学天才之一……”

在他晚年,其作品气势如雨后彩虹,既有丰富的层次,又充满感情。萧乾一生翻译创作了800万字,其中一半写于他69岁至90岁那段暮年时光。冰心曾开玩笑说,“哪里都有萧乾的文章”,指的就是萧乾暮年创作力太旺盛了。文洁若介绍说,萧乾写文章往往一气呵成,黎明即起,写上四五个小时,然后去处理文史馆的事务性工作。他是文史馆馆长。1979年2月,69岁的萧乾平反,确认1957年的“右派分子”为错划,恢复了创作自由。“1979年至1986年,他写的好作品最多,”文洁若回忆说,“《未带地图的旅人》、《北京城杂忆》,译作《培尔·金特》,都写于那段时间。但是后来他转向了翻译。”

以后,萧乾80岁高龄时开始与妻子文洁若一道翻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的“天书”《尤利西斯》,该书被称为“英文小说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”。他们花了四年时间译完,稿酬只拿区区千字35元人民币。有意思的是,萧乾虽然欣赏乔伊斯的安贫,欣赏他写小说时如散文诗一般的万千气象,但对他的文学追求却并不赞同。他多次称乔伊斯为文学的叛徒,认为“意识流”是死胡同,中国更需要接触现实人生的文学。

    1982年年底,他在编完《萧乾选集》(四卷本)后,写了代序《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》。乐观主义是萧乾晚年的精神基调,几乎所有亲近的人都回忆起了萧乾晚年“绝类弥勒”式乐天而宽广的心怀。

舒乙说,“萧乾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象征。”他晚年的作品和思想“极成熟,极聪明,它们尖锐,但不刻薄,它们深刻,但不生僻,总是那么通情达理,总是那么有力有理有节”。而徐城北以“圆满自如”一词来形容萧的境界。

■在生活中,我们都是旅人,所以这也适用于每个人。做到完全无悔是很难的,尽量少做日后会悔恨的事却是可以做到的

萧乾晚年最提倡的是“不讲假话,尽量讲真话”,这使人联想起巴金所坚持的“讲实话”。它们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思想武器对“文革”的拨乱反正。萧乾在《展望二十一世纪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相信人类的活动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,从少数人的利益走向多数人的利益,从专制走向民主。”

去年第12期香港《明报月刊》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》,署名为萧乾。在其家中,文洁若女士将发表在2001年3月10日的国内报纸《湘泉之友》报提供给记者,上面也刊登了这篇文章,不过标题更为委婉:《吾师沈从文》。这篇文章成稿于1999年1月30日,是萧乾先生“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零零碎碎写出来的”,萧乾曾叮嘱妻子在适当时候发表。

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萧的自传《未带地图的旅人》之节略。其中谈到与沈从文的关系让人感到兴味。首先他写道,“他是我的恩师之一,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。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,都有他修改的笔迹。”随后,沈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给萧,全力提携他,致使他获得了赴英留学的机会。

    1946年萧乾回国定居,1947年5月他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《中国文艺往哪里走?》的社评,闯了大祸,被斥为“反动文艺”的典型之一。萧乾认为,受此影响,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,他与沈的关系逐步变得僵硬,沈还曾“在文联大楼礼堂公开批判我”,说他“早在30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”。70年代初,萧乾担心沈所住的东堂子胡同交通乱,不安全,就“在为自己的住房奔波的同时,也频频为他呼吁”。沈从文知道后,颇为不快地拒绝了,“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‘摘帽右派’少管他的闲事。”“后来我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,说一旦他去世,不许我参加追悼会,不许写悼念文章。”

“文革”后,“沈老师和我的关系已解冻了”,1988年春天,“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李辉告诉我,沈老师同意见我。”但,随着沈从文5月去世,他们终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,也留下了一些无论当事人还是后人都难以说清楚的东西。

萧乾在1994年5月发表的《给青年朋友们》一文结尾说:“在生活中,我们都是旅人,所以这也适用于每个人。做到完全无悔是很难的,尽量少做日后会悔恨的事却是可以做到的。”

这句话也可以用来结束本文。